年代：我的空间能种田

一九五九年的尾巴，在这个节骨眼上“集体”这个词拥有了至高无上的重量，也成了最趁手的枷锁。地里的产出、家里的铁锅、乃至多养的一只鸡、自留地里偷偷壮实些的菜苗，都成了需要“归公”或遭人眼红的对象。工分簿是新的圣经，记分员握着那支秃头铅笔，轻轻一划，可能就决定了一家人三五天的稀稠。但圣经的解释权，往往不在最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手里。就在这巨大的、荒诞的生存压力剧场里，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孤立无援却又必须奋力求生的小戏台。守护住炕头上那点微弱的暖意，让面黄肌瘦的娃子们眼里不至于彻底失去光亮，让操劳半生的父母能在深夜咽下一口实实在在的东西而非清汤照影——这成了最朴素也最伟大的英雄主义。然而，舞台的阴影里，总有不怀好意的目光觊觎着这点可怜的温暖。他们可能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小头目，可能是嫉妒你家娃娃脸上还有点血色的邻居，可能是纯粹以欺压更弱者来获取卑微快感的可怜虫。冲突的引信随处可见：可能是你家自留地垅沟比别人直了一分，可能是你交公粮时袋底抖得不够干净，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你昨天拒绝了他家小子来蹭饭时那理直气壮的眼神。在这里，善良若没有锋芒，便是邀请别人来践踏的请柬；隐忍若没有底线，换来的往往是得寸进尺的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