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等他回头

进我掌心。“老师，吃糖。”我低头看她，忽然笑了。“不用了。”她眼睛亮起来。“老师不怕啦？”我看着面前一排镜头。黑洞洞的，安静地等着我。过去我总觉得镜头是审判，是羞辱，是一群人隔着屏幕看我出丑。可现在，墙上挂着孩子们的照片。阿竹穿着洗白的校服，眼神很亮。歪辫子女孩露着缺牙的笑。周校长站在旧窗边，手里拿着修好的窗框。这些照片不是伤口。是他们存在过、努力过、该被看见的证据。记者问我。“许小姐，您曾经有严重镜头恐惧，现在还怕吗？”台下，谢行舟拄着拐站在人群后面。他瘦了很多。没有带相机。只是安静看着我。我对着话筒。“怕过。”“那您是怎么克服的？”我摸了摸挂在胸前的相机。“我没有被谁治好。”“我只是终于明白，镜头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拿镜头伤人的人。”大厅安静了一瞬。随后掌声响起来。采访结束后，谢行舟走过...